著名史学家翦伯赞自杀之谜

　　翦伯赞，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文革开始后，遭到“批判”“斗争”，并被抄家，监禁。1968年12月18日，他和妻子戴淑宛一起自杀。时年翦伯赞70岁，戴淑宛68岁。

　　翦伯赞夫妇的自杀，在文革受难者中是相当独特的：他们不是在遭受“斗争”和折磨最严重的时候自杀，而是在得到所谓“落实政策”之后自杀。这种在获得某种“恩赐”或“宽大”的时候自杀，在文革中还未听说别的案例。

　　翦伯赞夫妇的这种行为，应该得到历史的注意。不但是为了注意他们的行为，也为了注意为什么这样的行为如此稀少？

　　1966年6月，我受组织安排，离开最高检察院到北大保卫组工作，翦伯赞是当时保卫组的重点保护对象。1968年12月18日，发生了翦伯赞服毒自杀事件。翦伯赞自杀事件是在最高指示“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也要给出路”前提下发生的，因此引发了更多人的关注和深思。

　　以往对翦伯赞之死记述的文章已经比较多，本文将我在北大保卫组所知道的翦伯赞自杀前后的一些情况介绍如下，以使人们了解其中更多的一些细节和缘由。

　　“”开始后，1966年6月16日，最高检察院党委书记李放通知我说：“中央组织部给高检院来函通知要你去北京大学做保卫工作。”我说：“服从组织，要求不要留在北大。”随后，我马上开始交待工作，22日持高检院的介绍信赴北大工作组报到。先在图书馆工作几天后，工作组副组长、中组部副部长杨以希找我谈话，要我到二组（保卫组）任副组长，组长是蔡润田。全组36人，都是海军保卫部的在职人员。

　　“”前，曾讲过：北大有个翦伯赞，你要了解什么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就去问翦伯赞；北大有个冯友兰，你要了解什么是唯心主义，就去问冯友兰。经翻阅相关材料再加上组长介绍，了解到“”一开始，周总理指示：周培源、翦伯赞、冯友兰、饶毓泰、闻家驷和温特（美国教授）6人为国家级重点保护对象。

　　1966年8月4日，“中央文革”宣布撤销北大工作组，决定二组人员全部留校，继续承担保卫工作，改称保卫组；北大“校文革”成立后，保卫组受其领导，并给增加了3人，仍由蔡润田任组长，我任副组长。经总政批准，1966年12月海军人员全部撤离，因高检院被砸烂无法报批，我不能撤离，仍留在北大，继任保卫组组长。

　　1968年8月19日，首都工人、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宣传队）进驻北大，宣布“校文革”及各个组均停止工作，唯独留下保卫组，仍让我任组长继续工作，由军代表李志刚主管保卫组。

　　从1968年9月初开始，宣传队首先组织批斗陆平、彭骊云大会。不久开始在全校清理阶级队伍。他们都以为“北大王八多得腿碰腿”。全校先后有900多人受审查，共揭发出敌我矛盾的500多人。当时，所有清查对象，包括翦伯赞、冯友兰等几名重点保护对象，都集中食宿，不准自由回家。对此，我向宣传队总部明白准确地提出：翦伯赞、冯友兰等是周总理指示的重点保护对象，隔离审查、限制自由，是违背指示的。

　　1968年10月16日夜，周总理指示的重点保护对象饶毓泰上吊身亡，我带领保卫组的干部联合市公安局的干部勘查现场，结论是“自缢”。我遂到宣传队总指挥部全面汇报，送上“结论”。同时，又提出要加强对翦伯赞、冯友兰的重点保护，亡羊补牢。

　　宣传队接受我的意见，把翦、冯二人放回家。当时，翦伯赞家住燕东园28号，在大院外不便保护，我提出建议后，宣传队把他夫妻二人搬到燕南园64号（保卫组原址63号），每月发生活费120元，白天有历史系的学生值班，夜间雇用了退休工人杜师傅伺候。并明确要求，非经宣传队总指挥部批准，不准外来人员接触。

　　1968年12月18日早晨，天还没亮，伺候翦伯赞、戴淑婉夫妻的退休工人杜师傅泪流满面地跑到保卫组，扑通跪倒在地上向我哭诉：两条人命，翦伯赞老两口都死了。

　　我马上电话报告了宣传队总指挥部，然后立即带领萧祖德、蓝绍江和苑世男赶赴现场。在燕南园64号翦伯赞夫妻的卧室内，有南北向的两张单人床。在左边的床上，头南脚北仰卧着翦伯赞，在右边的床上，头南脚北仰卧着戴淑婉，两人面色安详，衣着整洁，均穿鞋袜。一摸两人的体温，早已冰凉，没有脉搏了，但尚无尸斑出现。我们马上电话报告了北京市公安局。

　　报告完公安局之后，我们继续勘查现场。首先搜查翦伯赞遗体的上衣双兜，左兜里有一张纸，上写：“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右兜里有一张纸，上写：“我实在交不出了，才走上这条绝路。我走上这条绝路，杜师傅不知道。”

　　我内心感动了，多么好的品质啊！一个身陷“囹圄”的人，在受到逼迫的时候，没有违心地交代；而且，在他决定要离开人世的时候，还生怕连累别人，因此，在遗嘱中说明自己的死是与别人丝毫没有关系的。

　　接着，搜查翦伯赞的床铺，在枕头右下方，发现了一个服药袋，内装两粒进口的速可眠胶囊。这让我再次涌起了一阵感动，他这是明确地告诉我们自己是怎么死的，不给我们勘查现场添麻烦。再搜查，未曾发现其他任何异物。

　　又搜查戴淑婉的床铺，任何异物也未出现，由于是女同志我们不便翻身，也不好翻外面的兜，就没有翻出任何东西。我们的初步结论：可能是服安眠药自杀。

　　为了将事情进一步弄清楚，我们问伺候他们夫妻二人住在外屋的杜师傅：夜间有什么动静没有？杜师傅说：快午夜12点了，听到炉子响声，我问有事吗？翦伯赞的老伴说：翦先生饿了，我给他热点牛奶喝，你就睡吧，不用管了。据此，我们初步断定，服毒时间是在夜晚11点半到12点之间。

　　问完杜师傅的话之后，历史系在翦伯赞住处值班的学生来了，我们把他们堵在外屋，询问他们昨天的情况。他们说：昨天下午中央第一专案组的巫某等人，持介绍信经宣传队总指挥部批准，来找翦伯赞调查的问题，听到他们一再追问的有关历史，翦先生一再回答“记不起来了”。双方僵持一会儿后，调查人对翦先生说：你明白，这关系到的问题，你必须好好想想，把他的问题交代清楚。我们明天再来，你一定要把问题说清楚，交代清楚，交代不清楚，是要坐牢的。

　　上午7时许，我把翦伯赞的两纸“遗书”亲自送到宣传队总指挥部，拍照留底，由指挥部把原件直接上报毛主席。其他情况，查明后上报。我回到现场，同保卫组的其他同志继续勘查。

　　上午8时许，我们还未勘查完现场，中央第一专案组的巫某等人又来了，被我堵在门外。我说：今天不准找翦伯赞。他们说：我们是专案组的。我说：什么专案组也不行，你们可以去找宣传队总指挥部嘛！他们才离开了。

　　专案组的人一走，北京市公安局的人（就来了。我们把勘查现场的情况向他们作了汇报，要求他们进行复查，通知家属，进行尸体解剖。经电话通知，家属不来，给出的答复是，已经划清了界线。我们把家属的回答记录在案。

　　12月18日下午，我们从翦伯赞的住处把最需要的东西取了出来，考虑到目标太大，当时没有查封。我们招呼历史系的学生，让他们将屋门锁好，并认真看管。接着，经我引领，市公安局的人员与宣传队总指挥部商量，由我始终跟随，将翦伯赞夫妻的遗体送到北医三院地下解剖室。

　　到了北医三院之后，由赵法医主刀，对翦的遗体做了全身解剖，有关部位做了切片、取液等；对戴的遗体做了局部解剖，只取了部分胃液。肉眼发现两遗体的胃里均有尚未溶解完的进口速可眠胶囊。法医的最后结论是：翦伯赞、戴淑婉夫妻均为速可眠中毒死亡。

　　为了把翦伯赞夫妻自杀案情全部弄清楚，12月19日上午，我手持宣传队总指挥部的介绍信，乘坐专车，亲自到北京医院调查毒源。北京医院院部的负责人说：翦伯赞的病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属保密范围，非经特批，不准查阅。我马上到市委吴德办公室汇报情况，提出要求，吴德的秘书立即打电话给北京医院院长说明了情况，于是我又赶回北京医院。

　　回到北京医院后，他们已把翦伯赞的病历拿出来，摆在桌子上。我到后，由专人帮助我查阅，把大夫的处方、翦伯赞派人去取药的时间，一一列出清单。其中进口速可眠胶囊按间隔日期，依照规定数量，每次付给20粒，多年以来，没有变化。

　　我在北京医院查清楚情况以后，便返回北大，又询问值班学生。值班学生说：翦先生夫妻年岁老，行动不便，都是委托我们到北京医院给他取药。每次都取有速可眠胶囊。有一次，我们还对翦先生开玩笑说：“您可别一次吃了。”他笑着回答：“不会的，我不想死，要活着报恩毛主席、周总理啊！”

　　在做了以上一些调查取证之后，保卫组通过宣传队总指挥部把翦伯赞夫妻自杀的调查材料全部上报。宣传队总指挥部让后勤部门把翦伯赞夫妻的两具遗体运送火葬场，匿名火化，不留骨灰。短短两天，对翦伯赞夫妻自杀一案的处理，比较顺利地完成。

　　过后听说，谢富治当面批评指责中央第一专案组调查、审问翦伯赞的巫某：翦伯赞是毛主席、周总理指令保护的人，你有什么权力要他去坐牢。因此，巫某受到了党纪处分。

　　“”结束后，党中央及时进行了拨乱反正，翦伯赞也得到。北京大学校方决定给他举行追悼会，找到我问骨灰的事情。我跟他们说：保卫组没有管，我给你们出个主意，你们到八宝山去查，哪年哪月建的档案。他们一开始没有查到，因为用的是化名。后来又去查了一遍，火葬场工作人员按火化时间一查，这才弄清楚了。

　　北大校方又问我要当时的证据材料，原件当时已经报了，只有拍的照片，我就给他们了。事后想想，觉得很后悔，自己亲自经历的这样一个重大事件，现在手里什么一手的材料都没有了！

　　上午8时多，一个50多岁的老工人匆匆忙忙地奔向哲学楼，当时这里已没有学生和教师，满楼是军人。北京大学两万多教职工当时的领导机关“北京大学工人、思想宣传队指挥部”就设在这里。

　　指挥部总指挥、人民陆军某军政治部副主任大为震惊。因为两个月前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刚刚发表了的“最高指示”：“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而且特别提到“对北京大学的翦伯赞、冯友兰要给出路”。亲自树立的典型没有了，这个责任该有多大！怎么向交代？而且，总指挥部所在的某军进京“军管”，是周恩来亲自提的名，对进北大后如何工作，做了具体的指示。周恩来多次在公开场合说相信这个军。现在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岂不是辜负了周总理的希望？

　　指挥部的军人们立即会同“工宣队”————北京第二机床厂的几名工人奔向翦伯赞的住所。

　　翦伯赞仍住在燕南园的单家小院里。他任北大副校长，与交往很深。文革开始后，除了经常拉出去批斗审讯外，都被拘禁在自己的家里。

　　来到翦伯赞家，进门客厅是随时监视翦伯赞的那个工人的住所，通往里间翦伯赞夫妇的住房的门已被砸开。房中有两张床，只见翦伯赞夫妇各睡一张床，人们揭开被子，只见两人都整整齐齐地穿着崭新的衣服、崭新的鞋子。

　　“宣传队”的指挥们首先找那个睡在客厅的工人。当时“宣传队”交给这个工人的任务是，注意翦伯赞夫妇在室内的任何行动、负责给做饭、端饭，他们穿衣、上卫生间等也要在旁守候。这个措施明显地是不让翦伯赞自杀。近3年来，北京大学军管人员已历三届，造反派你上台我下台不知更替了多少批，这些掌权者对翦伯赞有的是要“留活口”好挖材料，有的是要做“落实政策”的榜样，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不能让翦伯赞死去！

　　值班工人详细谈了昨天晚上的情况：“昨晚10点多钟，翦伯赞一如往常准备睡觉。我未曾发现有什么异常。他还叮嘱明早给他买几根油条，并把钱、粮票给了我。他们睡后我也睡了。到12点多钟，我听到他们起床了，我正要起床，就听见翦伯赞对我说：天气冷，就不要麻烦您了，我们自己煮点牛奶喝。我就没有起来。我听到了里面的碗勺的声音，又听到了开箱子的声音。不久我又睡着了。天亮以后，我记起翦伯赞要我买油条的事，我就到海淀的一个铺子里去买了回来。这时已经7点多钟，已早该起床了，我稍等了一下，见里面还没有动静，以为他们还没醒，就叫了几声，见没有答应，就使劲敲门，还是没有答应。我感到出事了，就用肩膀把门撞开了，看见他们好像还在睡，用手一摸已经冰凉了。”

　　人们在现场发现了一个小瓶子，一看里面还有安眠药的碎末，是吃安眠药致死的。哪里来的能使两人致死的安眠药呢？翦伯赞的一切食品，特别是药物是经过严控的，是谁给了他这么多安眠药呢？

　　为了寻找线索，人们开始对翦伯赞夫妇搜身。很快，在翦伯赞的中山装的两个下衣袋里，各搜出一张二指宽的纸条，展开一看，只见一张上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出什么样的问题，所以走了这条绝路”，另一张上写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从这两张纸条上能够准确的看出，有人向翦伯赞要材料，翦伯赞受到了逼迫。这个人是谁呢？要他交代什么呢？他又是怎样接触到翦伯赞的呢？

　　原来，“宣传队”指挥部做过明文规定，对翦伯赞的管理权力归“宣传队”指挥部，不论批斗、审讯等，都要经指挥部批准，外人一律不准接触翦伯赞，不允许任何造反派组织、任何个人接触翦伯赞。

　　指挥部立即展开调查。首先找到了历史系的造反派，发现这里有一个“翦伯赞专案组”。这个专案组何时成立的、为什么成立，专案组从来就没打过报告，指挥部从来也没有听说过。

　　历史系的这个“翦伯赞专案组”大约两三个月前就成立了。它的成立，以及它成立以后的主要活动，似乎都是为了接待一个人，使这个人能够直接与翦伯赞接触。

　　“专案组”第一次接待这个人，是1968年10月中旬。这之前，北京大学内风声越来越紧。陈伯达、康生等人先后在全校大会上说：北京大学“池浅王八多”。到7月份，全校已被关的“反动学术权威”达五百多人，有人还在扯起嗓子喊：“这仅仅是斗争的序幕！”对“叛徒”、“黑帮”等的批判实际上不存在理论的批判了，而是“脱胎换骨”的肉体批判。每当夜幕降临，北大十几个审讯室就开始“工作”，年轻的工人、军人、造反派们将提审对象拉进去问不了三两句就开始打，主要刑具是用橡皮包着的二尺左右拇指般粗细的铜棍，据说这种东西远比皮鞭打下去扎实，伤其筋骨而又不伤皮肤。

　　也就是在这个季节，1968年10月下旬的一天，一辆小卧车从开出，静静地驶进北大校园。从车上走出一个穿军衣的人，40左右年龄，中等身材，健壮微胖，派头十足。

　　此人名叫巫中。他不像一般外面来办事的人先到哲学楼找“宣传队”指挥部，而是径直向历史系走去。这是一个神秘人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是实际上由一手控制的“、王光美专案组”的副组长。

　　当时还有一个神秘人物叫迟群。他的头衔只是八三四一部队的一个副科长，却当上了清华大学的革委会主任，而一个军级干部却当不上北京大学的革委会主任。迟群时而穿军衣，时而穿便衣，穿军衣就管军队的事，穿便衣就管地方上的事。他实际上哪里都可以管，哪一级也能管。

　　且说巫中来到历史系，对“翦伯赞专案组”亮出身份：“我是专案组的”，“有紧急状况要调查翦伯赞”。

　　历史系这几名造反派自发组织的“翦伯赞专案组”没有向指挥部报告，而且从此以后，对巫中的一系列行径始终没向指挥部透露一点风声。对这个“专案组”来说，也许是一种疏忽。假使没这个疏忽，翦伯赞就可能是另一种命运。

　　这样分析形势不是没有依据。当时全党、全国大乱，全军也是大乱，军内派别林立。各种政治势力都选择军事力量为自己的需要服务。中央对一些重要的地方选派“军管”时，是有斗争的。北京大学在1968年陆军某军“军管”之前，已有过两届军管，这两届“军管”，按照、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当时北京市革委会主任）的意图，支持北大以聂元梓为首的造反派，在校园内残酷批斗陆平、彭珮云等领导干部和翦伯赞、冯友兰等学术权威，在全北京以至全国起了极坏的带头作用。

　　周恩来在文化革命中总是全力保护干部和知识分子。1968年春，周恩来亲自向毛主席提议，点名要陆军某军进京“军管”北大等单位。周恩来在召见这个军的领导时，又反复说：“我相信你们、信任你们”，并具体叮嘱“要与聂元梓保持距离，不要坐到她那一边”。

　　其实，全国解放后，周恩来没有再分管军队，历史上也与这个军没有过直接关系，为什么如此信任这个军？

　　1955年6月，周恩来出席中国科学院四个学部成立大会时，与周扬（右一）、范文澜（右二）、翦伯赞（右三）在一起交谈

　　原来，1966年以来，这个军有两件事使周恩来特别满意。一是1966年初邢台地震时，周恩来在邢台指挥救灾，是这个军的一个师，卓越地完成了周恩来交付的任务；二是1967年，某市两派群众进京谈判，当时作为谈判中的军代表的该军军长，当着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等人的面，坚持实事求是，多次与争论，直接了当地对说：“你说的不对”，“事实不是这样”，气得“女皇”脸色发青而又无可奈何。

　　这个军在北大是按照周恩来的要求行事的。他们与聂元梓“保持了距离”，同时对干部和知识分子做了一些保护，如对翦伯赞、冯友兰等人明确了管理权限，不准乱批乱斗，把他们的生活费提到每月100元。这些举动，使聂元梓、迟群、谢富治等人大为不满。

　　巫中所以避开校指挥部，始终没与驻校人员见面，除了狂妄之外，另外就是因为观点上有明显的距离。

　　翦伯赞已70高龄，虽然瘦削，但身体尚好，头脑清醒。半个多世纪精深的学术造诣使他举世瞩目。

　　巫中一见到翦伯赞就板起脸孔宣布说：“翦伯赞你听着：的罪行，已经查清楚，中央已经做了结论，他是叛徒、内奸、工贼，马上就要在“九大”上宣布。你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一边，现在就看你的表现了！”

　　巫中讲了历史上一次当“叛徒”的情节，并说翦伯赞是知情人。“你只要证明有这么回事，签上字就没你的事了。”

　　又沉默了半个小时，巫中说：好，我给你三天时间，这该够了吧？我三天后再来！说完就走了。

　　三天中，翦伯赞仔细回忆着一件件往事。翦伯赞与，两个湖南人在长期的社会活动中，有过多次的交往和共事。但是，他怎么也回忆不起哪一次有过叛变行为。

　　第三天，巫中果真来了。一听翦伯赞还是“回忆不起来”那句话，顿时暴跳如雷。他指着翦伯赞的鼻子叫道：“你不交代清楚，只能是死路一条！”吼叫了两三个小时才愤愤地离去，并留下话：“我还要来的！你不交代清楚我决不放过你！”

　　真的从这时起近两个月内，巫中每隔三两天就来一次。他越来越气急败坏，每次审讯三四个小时，越逼越紧。

　　两方的态度都非常明确而坚定：翦伯赞绝不说半句假话；巫中依仗强权非捞个口供不可。

　　第二天，翦伯赞向管理人员说，他睡眠不好，要点安眠药。管理人员给了他一晚的用量，而负责守护翦伯赞饮食睡眠的那个工人又没有监护翦伯赞服下。此后十多天，翦伯赞天天都要安眠药。

　　12月18日，翦伯赞拿出笔和纸想写字。他握住钢笔在纸上画了几下，不出水，拧开一挤又没水，他叹口气道：“笔都不出水了，我也该完了！”

　　没有人对这个线日晚，天气极为寒冷。翦伯赞夫妇双双服下了积聚起来的安眠药，过后分析，服药时间应在深夜12时左右。他们的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朋友……

　　“宣传队”指挥部得知翦伯赞自杀，深感事情重大，于是尽快调查上报。12月20日查清了大致情况，当晚一边整理一边打印。

　　21日上午8时，指挥部将“翦伯赞自杀身亡”的简报派摩托车送往北京市革委会。按规定，北大的文件送市革委会，市革委会再送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再用大号字铅印送和。

　　就在北大指挥部的摩托刚刚发动的时候，清华大学革委会主任迟群突然来了，他看了看翦伯赞夫妇的遗体，一声不响地走了。他走了不到一个小时，突然谢富治打来电话，叫走了进京军管的这个军负总责的副军长，谢富治劈头盖脑一顿臭骂：“毛主席知道了，批评了，你们把事情搞糟了，是些废物！”

　　原来，听到翦伯赞自杀的消息，极为震怒。给翦伯赞“出路”，不是出自同乡情谊，也不是只针对翦伯赞一个人，而是要通过这一个典型，给整个知识分子以“出路”。这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把谢富治叫去，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在场的周恩来也训斥了谢富治。而负责军管北京的这个军也被调往外地。

　　翦伯赞自杀与发出给他出路的指示相隔仅两个月。这不仅令人震惊，更令人思索：没有民主政治体制，无论个人有多大权威，也是靠不住的！

　　翦伯赞先生是我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阐释历史的学者之一，先生治学严谨，著作宏富，史学成就极高，与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侯外庐并称“马列主义新史学五大家”。除此之外，翦伯赞还是位才华横溢、文采风流的诗人与散文作家。他的文学作品不仅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更与历史巧妙结合，内容与形式和谐统一。然而，相比于其学术成就，他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刚正不阿的良史风骨更是备受推崇和颂扬。著名史学理论家王学典称翦伯赞“留给史学界的最珍贵遗产莫过于他的良史人格”。

　　投笔从戎，马列战士翦伯赞先生早年励志求学，他5岁入私塾，6岁入清线岁中学毕业后入武昌商业专门学校。1919年夏，毕业后回母校常德中学任英语教师。1924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经济，并开始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1925年冬回国，次年春来到北京，于3月18日参加了青年学生和市民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段祺瑞政府卖国行为而举行的。在政府门前，队伍遭到反动军警的枪击，死伤200余人，酿成了著名的“三·一八”惨案。翦伯赞的帽子亦被子弹打穿，他认为这样的政府必须要推翻，于是怀着悲愤的心情南下。1926年冬天，他投笔从戎，在长沙参加了正在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任总政治部特派员。

　　1927年春，先生受政治部委派，策动山西督军阎锡山和绥远（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南部地区）都统商震响应北伐。他自上海取道天津、北京，4月初至太原。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组成南京“国民政府”，疯狂屠杀人和革命群众。阎锡山态度动摇，翦伯赞多次去访谈不得要领，便于6月间到归绥（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商震初时态度尚好，可是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和蒋介石勾结，亦疯狂屠杀人和革命群众。商震受阎锡山节制，态度也有变化。他接到阎锡山的电报，命他立即逮捕翦伯赞。晋军名将商震是位有正义感的将领，未执行命令，而是劝翦伯赞离开绥远。先生遂经大同、转北京，逃亡至上海，从而幸免于难。

　　大革命失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在中国建立了反动统治。中国要向何处去？这在当时许多人的心中画了一个问号。一批为蒋介石统治服务的知识分子宣传中国已革命成功，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因而反对继续革命。但许多革命知识分子则认为，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应当接着来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这一争论在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发展为关于中国社会_生质和社会历史问题的论战。在历史学家吕振羽等人的影响下，翦伯赞先生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潜心研究中国社会和历史问题，积极参加了“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在此期间他提出“中国农村社会的本质是封建的生产方式，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等重要论断。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翦伯赞又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他连续发表《世界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中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暴行》《走到反帝国主义的最前列》等论文，还与吕振羽合著《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揭露批判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及其侵略我国的滔天罪行。先生以著作论文为武器，抗击日本侵略者，展现了青年学者的拳拳爱国心。

　　1933年春，先生在天津意租界被捕，后被驱逐出境，逃到上海。他在上海遇到重要干部董维键，董维键建议他设法争取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覃振同情革命，做一些掩护和营救工作。随后翦伯赞来到南京任覃振的私人秘书，继续从事抗日救国宣传和学术研究。1937年5月，先生在南京秘密加入了中国。

　　这时候的先生，不单单是历史学家，还是马列战士。他一面在特务横行、暗无天日的蒋统区，以冯玉祥、覃振等政界、军界、文化界许多重要人物为统战对象，长期开展统战工作，一面在抗日烽火中开展历史研究，并著书撰文，在国统区公开宣传马列主义，宣传抗战，强烈谴责汉奸卖国贼，公开歌颂、朱德和工农红军。面对的，翦伯赞愤言：“暴力对于学术是没有用的，真正的学术，决不会服从刀剑的指挥，更不会变成政治的婢女。”

　　走自己的路在抗战的烽火硝烟中，先生仍不忘治学。七七事变后，翦伯赞任南迁的北平民国大学教授，出版了《历史哲学教程》一书，这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著作，被誉为“唯物史观派学术史上的丰碑”，奠定了他在“新史学”理論研究中的崇高地位。

　　1938年，抗日名将冯玉祥随民国政府西迁到陪都重庆。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他，十分尊重学者，在文化界拥有很多朋友。为学习中国历史，冯玉祥请翦伯赞先生为自己讲历史课。当时，翦伯赞任“中苏文化协会”总会理事兼《中苏文化》副主编，并经常到陶行知的“育才学校”授课。他还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在上层政治领域和文化教育界，做了大量统战工作。翦伯赞给冯玉祥讲课时，总是广征博引，妙趣横生，且能以古喻今，深入浅出，很受冯玉祥的欢迎。

　　有一次，蒋介石到了冯玉祥的住处，看见客厅内聚集了不少人，一直提防冯玉祥的蒋介石很敏感，以为冯玉祥在开什么“小会”，顿露不悦之色。看到蒋介石不期而至，冯玉祥连忙站起来对蒋介石说，“今天是我请翦伯赞先生给我们讲历史课。”说着便拉着翦伯赞的手，将之介绍给蒋介石。蒋介石见此情，连声说：“好，好，好，你继续讲，今天我也是来听你讲课的。”谁知翦伯赞却慢吞吞地说：“对不起，现在已经到了下课时间。”蒋介石碰了一鼻子灰，十分尴尬。翦伯赞不畏强权的学者风骨由此可见一斑。

　　1940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重庆一片。冯玉祥上了峨眉山，翦伯赞的其他两项职务均被撤销。他根据周恩来的部署，按照“勤业、勤学、勤交友”的方针，闭门著书，开展学术活动，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他这时被郭沫若聘为文化工作委员会专门委员，经常被请到文工会做学术讲演。1942年2月17日，郭沫若给他写信说：“日前莅城讲学，穷搜博览，析楼规宏，听者无不赞佩，诚为我辈壮气不小也。”

　　1942年夏，先生着手撰写《中国史纲》第一卷（先秦史），约30万字，半年脱稿;又用一年多时间撰写出第二卷（秦汉史），约46万字，两书相继出版，史学家称为“水平最高”，更奠定了他“马克思主义通史体系缔造者”的地位。

　　他還根据政治需要，发表论文60余篇，著名的有《论两宋的汉奸及傀儡组织》《论明代倭寇及御倭战争》《桃花扇底看南朝》等。这些论著的学术价值都很高，各篇论文又都有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揭露批判反动政府的黑暗腐朽及其对日妥协、投降的作用。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8月28日，自延安飞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和平建国”问题，翦伯赞协助、周恩来做冯玉祥、覃振及其他一些高级民主人士的工作。在次年1月举行的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期间，他被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团聘为顾问。

　　新中国成立后，翦伯赞很重视新中国的文化建设，重视改造旧史学，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1959年，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落成，先生提出以“战国封建论”的观点来布展，从而解决了一个布展时历史分期的难题。除去历史研究，先生还热情参加历史教育。1958年1月，先生参加周扬召开的关于编写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座谈会，他为满足周先生的要求，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中抽调部分人力支持编写，先生以这样的方式支持着中国历史教育。1961年春，先生兼任全国高等学校历史教材编审组组长，主编通用教材《中国史纲要》和《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外历史年表》等，这些教材沿用至今。

　　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极左思潮肆虐，对学术、文化教育、政治经济都导致非常严重危害。就在这时，翦伯赞先生为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为维护实事求是这一重要原则，他毅然逆风而行，勇敢地对极左思潮展开激烈斗争。正如他说的那样：“不管时代如何困难，我总是走自己的路。”

　　翦伯赞先生在戊戌变法的风云中诞生，在民主共和的思潮中启蒙成长，在北伐的烽火中初显革命品质，在抗日的硝烟中紧跟踏上救国救民的光明征途。新中国成立后，在反“左倾”的斗争中又一马当先，坚持和捍卫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路线，树立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典范。可谁也没想到，就是这样的铮铮铁骨和对历史学术的责任感让他在动荡的时代中陨落史坛。先生生前最爱梅花，而他也坚持真理，不畏，正如梅花一般，铮铮傲骨遗世而独立。梅花傲雪，这就是一代良史翦伯赞的精神风骨！

　　往事如烟而去，往事也并不如烟。如今，很多人对翦伯赞这一个名字已经很陌生了，掸去历史的尘灰，回望翦伯赞先生的一生，这是学术的一生，教育的一生，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先生追求真理、追随社会主义的革命精神，遗大投艰、取精用弘的治学态度，奖掖来者、惠泽后学的长者襟怀，是留给历史最宝贵的财富。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风范，山高水长。先生虽已离开，却从未远去。